关于解放思想的话题，无论中央和地方，无论官员和百姓谈得都很多，甚至把不是解放思想的事都往解放思想的篮子里装。1978年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实际上是哲学的常识问题，当它犹如春雷回响在中国
关于什么是解放思想，什么是改革，很多人都能回答出来，并且能举出很多例子。但是，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开放，就不一定都能回答出来。一是我问过不少同志，二是我自身很长时间也搞不明白。于是我就请教，结果很失望。这里放下实事求是暂且不谈，专门谈谈我对开放的思考。
开放是个书面语言，更是官方语言，经常出现在文件和领导讲话中。脱离开那个语境，人们是不说开放一词的。既然大家都不说开放，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咬文嚼字呢?因为开放实在太重要了。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改革就毫无意义。开放如何使社会获得发展呢?因为改革――革掉了枷锁，开放――放开了空间。准确地说，开放使社会获得了可以或者能够发展的空间。因此,可以说，放开就是开放，放开就是最大的开放。对老百姓说开放，是没有人理会的，说放开妇孺皆知，人人明白。譬如两个人抓在一起，双方都会说放开我，没有一个人说开放我。这就是常识，明白了这个常识对发展有好处。发展中为什么经常有障碍，就是有人在管制。各种管制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且都有法规条例做依据，而这些法规条例又是由国家强制力做支撑的，所以管制能够执行下去。尽管管制会降低效率，带来寻租腐败，还会阻塞信息渠道，扰乱市场秩序，但是人们很难对实行管制的机构和人员说你要开放，因为他们也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加强管理，加强管制的。但是你可以请求他对管制的事项(主要表现为各种审批)网开一面，也就是放开，或许就能通过。从国家的层面来讲也是这样，比如每隔几年，国务院就要废除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有时一批就能废除一千八百多项。请大家考量，这无数种管制与解放思想有什么关系，无论废除多少种行政审批，都与解放思想没有关系，都是必须做的，早应该做的，或者说本来就不该设置的。18世纪70年代，即亚当・斯密时代，在荷兰等国就有股份公司，1997年我国才决定推行股份制。我们不能总在“犯错误有背景，改正错误更显伟大”的怪圈中自我解嘲吧。管制带来垄断，垄断强化管制。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也十多年了，大型国企改革无法触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始终无法施展？以至于吴敬琏老先生多次感叹市场的无奈和沮丧，一再提醒人们改革正在闯大关。之所以说正在闯大关，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体制上的改革没有闯过去，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放开的步履还很难，放开的空间还很狭小，发展的余地被各种管制塞满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生活安康了，国家强盛了，原因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我所接触的材料和访问的人士来看，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我追问好在什么地方，是政策的条文内容呢，还是它的形式效应?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的理解是政策给社会松绑了，社会逐步放开了，是这些政策开拓出了广阔空间。允许干了，又有了空间，于是积极性来了，创造性来了，物质财富跟着也就来了。以农村为例，从中央第一个1号文件至今已经就“三农”问题发了10个1号文件，第一个1号文件允许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奠定了中国解决温饱的基石和走向繁荣富强的路径。这个政策的最大亮点是砸碎了捆绑在中国亿万农民身上最粗大的锁链，一下子使农民获得了可以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也可以在世代耕耘的土地上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个空间多么巨大啊。尽管还是原来一样大的空间，但是原来那个空间里全是禁忌，写的全是“禁止”、“不准”的牌子，不允许任何自发的种子越雷池半步。而如今放开的空间扫除了一切障碍和阴霾，一张白纸，晴空万里，亿万农民尽情挥洒，种出了最好的庄稼。而之后的文件，边际效益递减，还有一些又成了新的束缚，以至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农民无法忍受沉重的负担，倒贴钱让别人种地，还有的因负担过重而寻短见，至此农民发展的空间没有了，陷入了收入下降而就学、就医支出急剧增加的窘迫境地。2002年之后，中央调整政策，出台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开始减免农业税。六字方针的核心应当是放活。放活针对的是地方政府强迫老百姓调整种植结构，千篇一律地种植或不能种植某种作物，饲养或不能饲养某种畜禽。另一种放活，是取消对农村经营活动的高额收费。如当时的粮食政策是封闭经营，地方政府就理解为农民不能私贩粮食，就打击私贩粮食的行为，对农村的粮食加工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大量的加工业破产。这些都是不应该加在农民身上的束缚。2006年以后，不仅减免了农业税，开始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不仅有良种补贴，还有农机补贴，甚至有了粮食保险，但是对外出农民的束缚还没有完全放开。如子女就学问题、医疗保障问题、户籍管制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解决。
1949年，全中国解放了，全中国人民欢呼了。欢呼什么呢?欢呼得解放了。怎么得解放了?翻身做主人了。怎么翻身做主人了?因为捆绑在身上做奴隶的枷锁砸掉了，自由了。不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喜欢自由，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也喜欢自由。可以自由地耕种土地，想种什么种什么，也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不想种就不种，还可以自由地回归土地，把撂荒的地重新播撒上种子。这是农民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农民永远的梦想。
放开的好处不言自明，放开的例子俯拾皆是。大至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已没有国界的限制，各种形式共同体越来越多。关联最紧密的要数欧盟。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共同体内的国家相互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经济体的欧盟，已经统一了货币，作为政治体的欧盟，已经有了宪法草案。2001年春，我到德国卡塞尔大学培训，游历欧盟诸国，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高速公路把整个欧洲连接在了一起，国与国之间已经撤销了边防站、武装保卫和海关。欧共体有15个正式成员国，有10个加入了申根协定，因此一张护照可以跑遍10个国家，不需任何手续，也不会发生停车验看护照之事。国与国之间的界线消失了，如果说还有标志的话，就是在高速公路的某一路段上竖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欢迎到德国或法国、意大利等字样，告诉你已经离开或进入了某个国家。在我原来的观念里，国界是很明显的，也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一直想找一个原来的海关旧址看一看，照张相，留个纪念。可是现在的欧洲人似乎没有这个观念，给我们驾车的欧洲司机很难理解我的要求，加上高速公路上又不能随便停车，我想查看欧洲国界地界的意愿就没能实现。
欧洲各国为什么由历史上战争不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和平，直至撤除海关?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下去，特色逐渐淡化，分歧不断缩小，愿望就会趋同，放开成为必然。人们的共同利益把欧洲各国紧紧地联在了一起。撤销了贸易壁垒和海关，全面开放市场和需求，确定共同的标准和原则，有利于竞争和发展。征收关税只是海关的形式，实施限制才是海关的实质。限制的目的在于保护本国的经济，保护性贸易壁垒有时对本国的经济有好处，能起到保护作用，但是长期保护就会弊端丛生，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丧失竞争能力，失去活力，产生低标准的经济和消费。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贸易保护，当打开国门时才发现已经落后了一大截。贸易对双方都有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相互竞争，使双方的生活变得更好。亚当・斯密的愿望在欧洲已经变为现实。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WTO根本规则就是统一标准、同一待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尚且如此，但是中国国内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日益盛行。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保护主义就更严重。以化肥和啤酒为例。一个地方生产化肥，化肥价钱可能比其他地方要高，质量可能还比较低。应当说化肥质量的好坏，使用化肥的老百姓最清楚，而不是靠化肥厂和当地政府的宣传。可是为了保障地方企业和财政收入，政府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就不惜使用行政手段推销本地区企业的产品。这样做到底是保护了自己的企业呢，还是害了自己的企业?当地政府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啤酒是大众消费品，政府不便发文要求本地区人民都喝本地区的啤酒。但是市场管理部门，如工商局、质监局有办法，他们以检查产品质量为名，限制外地啤酒进入当地市场。工商局和质监局为什么乐于行使这方面的职权呢?因为可以从啤酒厂获得丰厚的回报。有时外地的厂家也会求助于当地的市场管理部门开辟市场，其实并不需要他们做什么，只要不去检查，市场就可能会自动打开，当地市场管理部门也会从中得到回报。是谁赋予了市场管理部门这么大的权限呢?谁也没有，是他们在“开创性地”工作。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些工作的性质不是失职就是越权，是职务违法行为，既有积极的作为――越权，也有消极的不作为――失职。这样的例子说明现在还有不少这样的部门在“开创性地”工作。这些部门的作为或不作为像一根根巨大的绳索捆绑着企业和社会，使“看不见的手”无法发挥作用，束缚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些都是需要强力推行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以解决的。
(摘自《启蒙与开放》,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定价：8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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